北疆大地，依旧延续着持续了十余年的风起云涌，依旧是整个天下的风向标所在，也依旧是大恒天下的军事中心，政治中心。
而江南之地，在如今大恒中枢的执政之策下，定位亦是无比之清晰。
维持稳定，清洗前明余毒，及吸纳外海财富，反哺北地政治军事的经济之地。
虽在昭武四年中旬，大半个江南便已被平定，至现如今昭武五年末，俨然已有一年半的时间，但江南显然不同于北地。
北地自古以来，皆是对抗游牧民族的第一线，自古以来，便是兵事为主，自古以来，也一直是处在“乱”的时代，而江南，纵使王朝末年，往往也是极为短暂的动乱，便恢复固有的秩序。
代代绵延，根本无法理清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盘踞在江南的每一地。
故而，自大恒平定南明，在还未对江南形成稳固统治之前，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对江南本地秩序的摧毁，彻彻底底的摧毁。
而这种摧毁，非是正统文官秩序下的改革，而是军管秩序之下强行的残酷血洗。
天子的意志，很是清晰，即……要在大恒的统治秩序覆盖江南之前，利用战争时期的军管秩序，彻底碾碎江南以往的旧有秩序。
因为，一旦正统的统治秩序成型，那就意味着，方方面面，都将有着规矩，而规矩，是统治稳定的必须。
破坏规矩，就意味着破坏统治秩序，破坏统治稳定。
纵使是乾纲独断的天子，亦是需要三思而后行。
而秩序崩坏的战争时期，任何举动，任何残酷，都可以用战争，来做最好的掩饰，最好的背书。
故而，在昭武四年中旬，至昭武五年初这段新旧秩序交替的时间段，整个江南，都是笼罩在了无边的血腥之中。
铁骑肆意横行在江南大地的每一处，破门灭府，比之曾经北地改革之前远远要残酷无数倍的清洗，随处可见。
毕竟，当年北地的清洗，是在秩序规矩之中，杀人，也需要寻到理由，大规模杀人，更需要能堵住悠悠之口，能符合规矩秩序的证据。
而在战争时期的江南，战争，又需要什么证据？又需要符合什么规矩？
直到昭武五年初，天子才陆续调遣官员南下，逐步将江南大地，从军管的野蛮血腥中，慢慢恢复到正统的治国秩序之中。
而这个过程，极其缓慢，直到现如今昭武五年末，江南数省，才彻底归于大恒的统治秩序之中，规矩与制度，也才正式开始笼罩在江南大地上。
当然，这个秩序，在降临的初始，便是彻彻底底的大恒秩序。
赋税制度，土地制度，军事制度，从一开始，便是不容违逆的大恒秩序。
当然，经历了近一年半的无序清洗，当秩序降临，能够反抗，还敢反抗的，无疑是已经寥寥无几。
甚至，对绝大部分江南士绅豪商而言，在经历了这么久的无序血腥，一次次反抗，换来的，却只是更加残酷的镇压清洗。
面对巅峰开国王朝的强横军力，根本无力抵挡，只能被动的被屠戮，如此，秩序降临，哪怕这个秩序，再不为人所喜，但对绝望到极致的人而言，一丝曙光，也是天大的希望。
故而，在大恒建立起对江南的秩序之后，稳定，也很快便彻底降临了江南。
大乱之后的大治！
只不过，天子显然对江南种种余毒依旧防范极深，进而，直接带动了大恒对文人士绅进一步的管制。
如江南盛行的朋党结社之风，官商混合一气之景，清议空谈妄政之风……
自宋时便逍遥自在，乃至肆意妄为的文人们，在这大恒昭武一朝，俨然被天子打落了云端，直接踩到了谷底！
如此之下，曾经繁华似锦的江南，俨然被套上了比之北地还要严苛的枷锁。
彻彻底底的制度框架，将一切皆圈在其中，在圈内，可肆意妄为，但一旦触及红线，触及制度规矩，那就是严苛至极的律法惩罚。
所谓“暴政苛政”，俨然彻底成型。
当然，千人千面，身处位置不同，每个人都对政策的认同感，也完全不同。
对以往风光的士绅文人而言，对将他们打落云端的大恒，制度再好，对他们而言，也非善政。
一如秦灭六国一般，往日云端权贵，被打落云端，又岂能甘心。
而对底层百姓而言，无疑是翻天覆地的大善政。
佃户者，十之八九，这便是当年洪承畴上任南京户部尚书，于江南各省巡查后，向朝廷禀报的江南田地情况。
显而易见，江南的承平，江南的富庶繁华，只是极少数人的繁花似锦，绝大多数人，只不过是用血汗堆砌繁华，供上等人享受的血肉基石。
而大恒的秩序下，强硬且血腥的资源再分配，对所有底层百姓而言，显然是天大的善政。
而资源再分配，又打破了士绅地主以往的固有秩序，里甲改制，皇权下乡让权利下达底层。
数者结合，换来的，便是以往可以轻而易举掌控一地舆论，掌握一地土地经济财富的士绅地主，彻底失去了以往的地位，以往能逼得历朝历代统治者为之妥协的超然地位，也被彻底粉碎。
如此，也就换来了，天子令下，畅通且高效的直达最底层，也就带来了，大破大立之后，极为迅速出现的大治之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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