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一届稷下论学会之后, 都会发生一些变化。
这些变化可能是思想上的，也可能是行动上的，可能是看得见的或感受得到的，也可能是当前不显现的，就像是埋在土里的种子, 默默地发芽，直到破土而出, 或茁壮成苗的时候才为人们察觉——是一种潜移默化的、深远的影响。
这一届稷下论学会之后, 也发生了如许的变化，有近期的、明显的，也有远期的、隐性的。
就在稷下论学七日主场结束后，名可秀传注的《中庸正义》就正式发行了。
这部已经受到南北士人瞩目的经注才一上市，就成为热卖的书籍。
这是名可秀传注的第三部儒家经典, 仍然由古今书坊发行。而古今书坊如同以往发行儒经般，同时刻版发行平装本和精装本。平装本的纸墨质低但不劣，校勘和版印同样是“杭刻本”的高质量，却只售价十文, 无论是对士人的单售, 还是对书商的量售，都是这一个价——这是古今书坊已经执行了二十年的坊规：儒家经籍平装本，一卷一律十文。
这个规矩源于名重生“让天下读书人都买得起《论语》”的宏愿, 而名可秀将父亲的愿望进一步发扬——“让天下读书人都买得起儒家经籍！”
古今书坊是名可秀承自父亲的产业, 至建炎四年时已成为南宋第一书坊, 至大宪元年古今书坊的分部遍及南宋诸路的各州府, 甚至偏远的县城都开有古今书坊的书肆。可以说，在有古今书坊的地方，即使乡村里的贫寒读书人都能攒出千文钱买齐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春秋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这六部儒家经籍。这种不图利而造福天下读书人的义举使古今书坊赢得了士林的赞誉，而这也是名可秀在士林，尤其贫寒士子中享有盛誉的原因之一。
最初，当古今书坊推出“十文《论语》”的时候，曾经有书肆贪利，从古今书坊大量购进后，在自家书肆以高价售出——杭刻本向以“雕刻精良，校勘严密，书写肥细有致，印刷清晰明朗”而蜚声南北，即使平装本也是刊印精美、装潢考究，一部无注解的《论语》原经的杭刻平装本的市售价不下一贯，而古今书坊却以十文售出，这其中的利差有多大？无怪乎这些书肆动心了。
而古今书坊向书肆量售“十文《论语》”时，在契约中有规定，书商不得超过十倍价售出，那些违约的书肆很快被古今书坊发函，勒令改正。但这些违约牟利的书肆背后的东主在当地也是颇有实力的商富，而且还有官员阶层的人脉，又自忖对“十文《论语》”经过了改头换面，即使古今书坊拿着契约查上门也抓不了证据，虽说古今书坊是书坊行业的行首，但有所谓“强龙不压地头蛇”，这些书商觉得底气很足。
但是，古今书坊很快让他们知道了，真正的强龙是地头蛇压不住的。
而当这些违约书肆背后的书商家族真正见识到“强龙”的实力时，已经后悔莫及了，不仅书肆被书业行会以“违信经营”销去行内资格，同时提呈证据，申报官府取缔了其经营书业的凭历，整个家族也因为“贪利弃诚信”被报纸批露后受到人人唾弃，最终不得不变卖城里产业狼狈避居乡下。
及后，当天下书商都知道古今书坊的大东主是名花流的宗主、同时也是临安商盟和东南海商盟的盟首名可秀时，人人心中悚然，为犯了强龙逆鳞的那些违约书商道声“不开眼！”此后，当古今书坊陆续推出更多的“十文一卷经书”时，再也没有哪家书商敢打歪主意了。何况，古今书坊并不是不要他们赚取利润，只是不能超越约定的限度。古今书坊既然以“十文书”售给书商，就是允许书商赚取合理的差价，以此借天下书肆之力，让南北各个地方的读书人都能买得到“买得起”的儒家经籍，毕竟古今书坊再大，也无法以一家之力遍布南北各地域。
而在名可秀的《中庸正义》发行半年后，宋周两国礼部先后发文，颁定《中庸正义》为官学的《中庸》教本，同时诏告天下，单独增列《中庸》为科考的经义目——通常，官学教本就是科考评卷的标准。
迄今为止，名可秀共著了三部经注，一是《论语集注》，二是《大学正义》，三是《中庸正义》——这三经注都成为了南北两国颁定的经义目科考注本。
在她第三部经注成为官方颁定的教本时，就相当于确立了她儒宗的地位。
儒宗，是儒家学者的宗师。
自北宋立国以来迄今为止，前后涌现出的被称为儒学大家的不下百数十人，但能被南北儒者承认为“儒宗”的却不到十位。
何以哉？
因为“儒宗”的评判标准很高。
《左传》有道：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三不朽。”儒家论儒者的最高功绩，即是遵循这“三不朽”：
其上立德，指创制垂法，博施济众，立圣德于当代，惠泽被于无穷，如伏羲、神农、周公。其次立功，指拯厄除难，功济于时，如大禹、后稷。再次立言，著书立说，开创学派，如老子、孔子、孟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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